8月18日18时,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8月18日20时至8月19日20时，云南东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8月18日20时至8月19日20时，四川南部、云南东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提示当地居民注意防范相关气象灾害，注意做好监测、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近期，国内最近高温、暴雨等极端天气频发，京津冀以及东北地区多地受灾严重。
　　高温、暴雨等极端天气是否会是常态？气候变化带来哪些风险？城市建设应如何应对气候变化？公众环境研究中心（IPE）主任马军向财联社表示，近年极端天气变得更极端，高温热浪会是常态，强降水呈现增加趋势，我们需要提升城市的“气候韧性”。
　　极端天气变得更极端，高温热浪会是常态，强降水呈现增加趋势
　　财联社：NASA以及世界气象组织近日都宣布说过去的7月是有记录以来最热月份。高温以后是否会是常态？
　　马军：现在从大趋势上来讲，全球的极端天气呈现多发态势。特别近几年极端高温热浪呈现显著的上升趋势，频次和强度都大幅增加。去年欧洲、北美和亚洲很多地区发生高温热浪，我国长江流域发生极端高温，有站点达到创记录的45度高温，同时出现夏季反枯的现象，造成非常大的影响。今年夏天华北地区遭遇持续高温，北京天津在6月都创纪录地出现了三天连续40度以上的高温天气。
　　高温热浪的出现，一方面有气象原因，比如副热带高压影响、拉尼娜向厄尔尼诺转化等。但其更大的背景，却是和气候变化相关。从工业革命以来，二氧化碳浓度从280ppm增加到将近420ppm，全球平均温度同步波动上升1.1度左右。这一度多一点的温升实际上会造成高温热浪发生的风险显著增高。
　　除了大家在陆地上生活感觉比较明显的气温上升，海温的上升也是值得特别关注的。海洋包含的总热量在过去两年连续创下新的纪录，尤其到了今年，一些区域海温的上升更是远远偏离了正常的范围。海温的上升不仅会导致北极的海冰缩减、格陵兰以及南极的冰盖融化，还会增加水汽蒸发，有理论研究认为这会为热带风暴注入更多能量，可能增强其破坏力。近期京津冀和东北地区遭遇的洪涝灾害都和台风携带大量水汽深入北方有关。统计数据显示，上世纪60年代以来，我国极端强降水呈现波动上升的状态。
　　总体而言，极端天气变得更极端了，高温热浪发生频次增加，强降水呈现增加趋势。
　　升温趋势不能逆转，气候变化伴随多重风险
　　财联社：气候变化带来哪些风险？由于极端天气越来越极端，这种风险是否会逐渐增大？
　　马军：风险可以分为长期风险和短期风险。升温带来的冰川融化和海平面上升就是典型的长期风险。即使今天停止所有碳排放，全球温升趋势放缓，未来1000年中海平面预期仍将持续上升。这个趋势短期难以逆转，但我们现在必须采取措施大力减排是去缓解这个趋势。如果任由气温上升，直至突破临界点，导致格陵兰乃至南极冰盖融化，将海平面最高可能上升60米，人类整体的生存繁衍都将受到极大影响。
　　短期风险是指我们刚刚说过的极端气象事件，比如高温热浪、山火、干旱、暴雨洪涝等带来的风险。比如夏威夷最近的山火造成直接受灾区域人身财产严重损失，前期加拿大山火产生的烟霾对广大美国东海岸的居民健康都造成严重的影响。还有气候变化造成旱涝不均，有些地区洪涝灾害严重，有些地区干旱加剧。比如现在人口增长最快的非洲遭遇的干旱比较严重，导致粮食减产，可能引发人道主义灾难。
　　气候变化还会造成对疾病的影响。比如有些携带病原体的蚊虫，由于气候变化可能会迁移到更大的区域，造成广泛的疾病传播。
　　提升城市的“气候韧性”
　　财联社：面对如此多的风险，城市建设应如何应对气候变化？
　　马军：应对气候变化从两方面入手，减缓和适应。
　　减缓是指大力减少以二氧化碳为主的温室气体排放。国际上从80年代开始提出气候变化的议题，经过了多年的争论，现在全球主流基本达成共识，造成气候暖化的主要原因是人类生产生活过程中间所排放的温室气体。二氧化碳、甲烷等温室气体的排放，形成了温室效应，导致了气温上升。基于这个共识，从京都议定书到巴黎协定，全球形成了一个共同的气候治理机制。中国在2020年做出“2030年前达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承诺，成为应对气候变化的引领者，当前全球超过140个国家地区做出了碳中和承诺。
　　适应是指在气候变化这个长期趋势下，我们要做好准备，提升气候韧性。所谓提升气候韧性，包括硬件、软件两方面设施建设。硬件建设是指城市强化基础设施建设，使其有能力去应对极端天气，减少对公众的影响。软件建设是指提高城市管理能力，比如灾害的预报预警能力，突发情况的组织动员能力。
　　过去这些年我们不论硬件实力还是软件能力都有很大的提升。这次北京暴雨与2012年的“7.21北京特大暴雨”相比，天气预报更精准，及时发布红色预警，避免大量游客进山；对下沉式的立交桥和地铁进行严密防范，使得这些地点没有再出现那么多伤亡。但这次也暴露了一些新的需要改进的问题，比如有区域在强降雨中网络通信系统中断，降水信息不能被实时获取的情况发生。
　　从更宏观的视角，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整个区域或者城市的规划可能需要重新审视。此前五十年一遇、百年一遇的极端天气，未来可能会更加频繁地发生。我们需要根据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重新评估依赖历史经验数据制定的城市乃至区域的规划。
　　财联社：国内有哪些具有代表性的城市案例？
　　马军：国内很多城市都做了有意义的探索。比如深圳，电动车普及率非常高，新能源电动货车保有量全球第一，积极探索区域碳中和路径与模式，其低碳状态全国领先。成都借助在水电等能源的自然禀赋，其非化石能源占比位居前列。北京为绿色冬奥建设了一条柔性直流电网，引入张北的大量风电光伏，10%的用电量将从火电转为可再生能源。宁波、广州这样的港口城市基于自身资源禀赋，进行低碳码头、智慧港口的建设。上海、苏州在推动垃圾分类、绿色低碳生活方面处于全国引领位置。此外，有很多工业城市都在积极推进碳监测试点，编制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清单。
（文章来源：财联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