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要出海东南亚，首先要将中国对东南亚的政策有全面、综合、协同、动态、精细、专业地了解。”12月12日，在由中国经营报社主办的“大变局下的应对与发展——2023中国企业竞争力年会”上，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副院长翟崑表示，中国企业如果要提升竞争力，提升出海东南亚的竞争力，一定要融合政策动力与市场动力。

　　据了解，2020年开始，中国与东盟已经连续三年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在翟崑看来，中国企业出海东盟已迎来前所未有的宝贵机遇，而了解中国对东盟的政策尤其是经济政策是出海关键的第一步。
　　“中国企业出海东南亚缺了一个指路明灯。”翟崑坦言，他和研究团队通过调查发现，中国企业对东南亚当地市场的了解要高于对我国对东南亚政策的了解，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各家智库很少把中国对东南亚的政策条分缕析、系统全面、精准专业地表达出来。
　　正因此，《2024中企出海“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行动指南》（以下简称《行动指南》）应运而生，其是由《中国经营报》、中经传媒智库与北京大学东盟国家研究中心、北京市道可特律师事务所携手策划的系列报告，提供了相关政策赋能出海企业的更明确的指引和参考。目前，《行动指南》的《东盟专辑》发布，其一大特色就是拥有大量真实鲜活、充满借鉴价值的企业案例。
　　“中国对东南亚的政策尤其是中国企业出海的政策导向性极强，这个政策比较好地把政府、市场、社会三大主体融合起来，所以我们就特别强调政策了解的重要性。”翟崑表示。
　　翟崑认为，中国对东南亚政策大概有如下几个特点：一是政策特别有连贯性。他表示，如果我们把眼光放到1991年冷战结束以后中国和东南亚正式建立对话关系开始算，30多年来，中国和东南亚的经济关系大概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个是1991年到1997年，这是中国和东南亚比较简单的双边经贸和投资阶段；第二个是1997年到2001年，这是中国和东南亚经贸关系开启制度化的合作阶段；第三个是2001年到2010年，这是自贸区更加广泛地在东亚地区范围内推进的阶段；第四个是2010年或者2013年之后以“互联互通”为核心的中国-东南亚合作阶段。
　　在翟崑看来，还有一个最新的阶段，就是在经历新冠疫情重大冲击之后，中国和东南亚正在经历一个新的经济合作发展战略磨合创生的阶段。
　　“由于主要受中国经济自身复苏和东南亚地区以及全球经济环境的影响，这里面涉及的问题特别多，比如全球产业链的转移问题，大家一定要给予关注。”翟崑说。
　　二是中国对东南亚政策的覆盖面、层次特别丰富。翟崑称，总体上，它形成了以东盟为基准、上下浮动的局面。所谓以东盟为基准，就是把东南亚10个国家当作一个整体，也就是东盟。中国对东盟有各种各样的政策，每年举行的中国-东盟（10+1）领导人会议，中国总理会参加。另外，在广西南宁每年举办的中国-东盟博览会也是一个各种政策集中出台的平台。
　　而再往上浮动，翟崑认为，我们还可以把中国-东盟的合作放在东亚合作、亚太合作、全球化的进程当中，这也有各种各样的政策；往下浮动，比如在东盟内部还有澜湄合作（澜沧江-湄公河合作），这是次区域合作；我们还有中国-东盟东部增长区合作。“所以，对东南亚来讲，无论是海上还是陆上，我国都有比较成型的政策体系。比如中欧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一带一路’倡议都会跟东南亚整体发展去对接。所以这就是一个上下浮动的问题。”
　　三是政策的专业性。翟崑说，通过比较会发现，中国对各地区的政策，尤其是经济政策，领域最广、颗粒度最细、更新最快的就是在东南亚。他举例称，比如围绕数字经济，中国和东盟就率先在三年前建立了中国-东盟数字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在这个框架之下，再去制定一些具体的规则。
（文章来源：中国经营网）